


欧阳福,曾用笔名晓鸥、鸥洋,室号独行斋、写心阁、浮图阁、化读楼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中国楹联学会会员,中国文物学会会员,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,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,《中国鉴宝杂志》特邀艺术顾问,《中国书法城》报、刊主编,蜀汉民俗文化博物馆、蓬溪女子书画社、笆篱公社书画院主持,中国国家画院曾来德工作室书法家,中国书法之乡蓬溪书法群体主创成员。

欧阳福的幸运——简论其人其书
侯军
生于书法之乡,乃是一个书法家先天的幸运。欧阳福生于书风浓郁、笔墨飘香的四川蓬溪,可谓上天之厚待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蓬溪这方水土则因走出过不少书法名家而因人而兴,因人而荣,因人而彰。欧阳福作为蓬溪书法界的一个突出代表,在蓬溪创建书法之乡的过程中,既是运作者又是实践者,俨然成为这方水土的一个“象征符号”,蓬溪最终荣膺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的美誉,亦非偶然也——由此观之,蓬溪养育出一个欧阳福,也可以说是蓬溪的幸运。
2010年岁末,我随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采访团走访蓬溪,一进书法之乡,果然不同凡响,先请我们参观大型书法篆刻展览,接着又备下笔墨纸砚,邀请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挥毫泼墨,交流书艺。我被诸位同行抛将出来,当众献丑,勉强题写“蓬溪常碧”四字,聊表对书法之乡的赞赏之情。当我写罢搁笔之际,旁边竟传来激赏之言,随即有一中年汉子走上前来,热情握手致谢,并递上一张名片——这就是我与欧阳福先生的初识了。
一次偶然造访,便与蓬溪结下了书缘。一幅即兴信笔之作,却被蓬溪人所珍视,并请当地篆刻家专门刻一印章补盖于名下,如此专业如此细致如此郑重,不禁令我难忘并生出几分感动。而主其事者,依然是欧阳福先生。我由此悟到,我与蓬溪之所以结下书缘,盖因与欧阳先生之人缘也。
从一个书法家的为人处事,可以看到其人品与性格,亦如从其书法作品,可以窥得其艺术修养和人文造诣一样。我与欧阳福虽只有一面之缘,但此后鱼雁往还,电话短信,谈书论艺,品诗嘱文,数年之间,并未中断。我读其诗作,赏其书法,聆其妙论,深感其为人之谦和,待人之诚挚,尤其是他对书法艺术近乎痴迷的挚爱,令我印象深刻。我常常想,一个对书法艺术如此全神贯注全情投入全力以赴的书家,想不成功都难!
以我的目光所及而浅论之,欧阳福的书法,颜为其肉,碑为其骨,汉隶章草为其形貌,苍茂浑厚为其风神。他所追求的乃是古风浓郁、苍雄拙朴的上古书风,而非时下流行的浮滑巧妍光怪陆离的快餐书法。他固执地拒绝清秀而偏爱浑厚,宁要稚拙而远离圆熟。这种艺术取向,注定了他必须要比那些朝学执笔,暮已成家的“速成书法家”付出更多的笨功夫、傻功夫、硬功夫,注定了他要在广纳博取的基础上,潜心砚海,默默耕耘,积年累月,才能探索出适合自己的艺术道路。我不敢说他的艺术风格已经成形,但我分明看到他在一步步艰辛而执着地跋涉前行。虽然在这条山野小径上行走不免感到孤寂,然而,只有那些深谙书法艺术真谛的人才知道:唯有这样的山野小径才能通向高远的艺术之巅。
世界上大概没有那个艺术品种,像书法这样与诗文相伴而生并肩而行了。中国的古代文人,秉笔濡墨,落纸成诗;展卷诵读,出口成章。笔墨纸砚为其表达工具,诗文辞章为其书写内容,点画章法为其书法美感,人文素养为其文化底蕴,此四者融会贯通,互为表里,相得益彰,缺一不可。而当代书法艺术最大的缺憾,不是技法不精妙,也不是功夫下得不够,恰恰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与诗化人生的匮乏。别的不讲,单论当今书家们所书写的内容,恐怕十之七八都是抄写古人现成的名句,难怪外界常常把书法家讥讽为“抄书家”。欧阳福对这种现状是清楚的,他也深知对这种多年的积弊,单凭一己之力是无力回天的,但他不愿随波逐流,宁可选择“以身试法”——我读到不少他的书作,同时也是他的诗、词、楹联创作。自书自话,这在古代本是司空见惯之事,但在当今书坛可谓多年暌违了。我并不是说欧阳福的古体诗、词、楹联已经写得多么了不起,我们也不应该用古人艺术评论的标准来苛求当代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:我从欧阳福“自书自话”的作品中,看到了一种坚守、一种追求、一种当下稀缺的人文向往,殊为难得也!
欧阳福告诉我,他生性好古,喜欢收藏古代的砖瓦泥范,还总想把这些古意醇厚的东西融化到自己的书作中。从他发送来的一些书法新作电子资料中,我也看到很多汉砖拓片瓦当图纹,被他巧妙地嵌入自己的书作中。作为一种造型艺术,适当融汇其他视觉符号以增强书法的视觉美感,无疑是有益的探索,也是被前人实践检验过的成功做法。我感兴趣的是,欧阳福偏偏把最具苍厚拙朴之趣的古砖古瓦请进自己的书作,显然也透露出他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偏见。没有偏见的艺术家,永远无法成为在艺术上开宗立派的大师。徐悲鸿就曾写下一副对联自励:“独持偏见,一意孤行”,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欧阳福的艺术偏见,就在于他刻意求拙求简求古求险,他在挥毫书写之际,似乎并不在意能否博得旁人的喝彩,他更看重的是能否痛快淋漓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。这种艺术偏见,恰好与汉代人对书法的终极追求殊途同归——西汉扬雄说:“言,心声也;书,心画也。”东汉蔡邕说:“书者,散也。欲书先散怀抱,任情恣性,然后书之。”如此说来,欧阳福偏嗜汉代的砖瓦碑版,也堪称是这些汉代书论家的隔代知音也。
细观欧阳福书作,我还常见他每每于题款时特意注明是“醉后所作”。书家嗜酒,自古已然。酒是“先散怀抱”的前奏曲,是“任情恣性”的催化剂。醉后作书,什么字形结体,什么规矩法度,什么美丑装饰,统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,书家只管直抒胸臆,墨渖淋漓,解衣盘礴,放笔直取——这才是书家最惬意最舒爽的境界。欧阳福显然非常享受这种任情恣性的状态。或许,正是因为他平时身在官场,行为举止必须循规蹈矩,怀抱难以舒散,性情不得恣肆,而对艺术家而言,“情态自由”就如同阳光空气之于生物一般的须臾不可或缺,他才更加珍惜醉后的感觉,在这种感觉中写出来的书法,也往往最见才情和个性。欧阳福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,同时又是一个激情洋溢的书家兼诗人,这两者原本存在着某种天然相悖的成分,然而欧阳福却有本事将两者平衡于一身。我猜想,这种平衡的重要杠杆之一,便是酒。酒给了他任情恣性的理由,也给了他解衣盘礴的状态,墨汁里掺进了一丝酒气,下笔如有神助,诗情如泉奔涌,或许正是在诗酒与书法的交融中,欧阳福终于找到了其艺术生命的大自我大自由大自在!
这是欧阳福的幸运。
(2012年5月6日于深圳寄荃斋中)
侯军,文艺评论家,散文作家,书法家,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兼《深圳特区报》副总编辑,高级记者,深圳大学兼职教授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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